2018年，我读了陆铭老师的《大国大城》，这本书的主要主张是建议大城市应该放开落户限制而不应该加强管制，促进人口自由流动，让人口自然聚集起来，达到经济上最优。 当然陆铭老师的书主要是聚焦于政策建议，但作为读者，实际上也是另一种提醒，均等发展可能是不存在的，即可能我们大多数人注定避不开大城市而必须与其共存。 彼时，我刚毕业不久，对于大城市，大城市病，我没有那么深刻的理解，也并没有对数据和细究。但从个人角度直观上，作为程序员，绝大多数机会只能在一二线城市，一到三线城市几乎会出现一个巨大的收入跳变。但我也觉得，可能未来远程办公会是一个解决方案。因为远程可以解决，那人与人就不需要聚集在一个拥挤的地方了。 不过，当我我确实有了一份远程工作的经验以后，我逐渐意识到了一些我之前可能忽略的点。
加上随着对社会接触的深入，我其实慢慢对这件事有更深刻的理解，在《大国大城》中所揭示的人口流动逻辑，不只是阶段性的趋势，而更像是一种无法逃脱的宿命。
从增值税谈起
中国的主体税种是增值税，它在生产环节征收，税收留存主要集中在生产地和总部所在地。
举个例子，假设你在贵州的某个电器城买了一台手机，看似是在本地发生的消费，但绝大部分增值税早在广东某市出厂时就已经缴纳了，本地财政能收到的税收也只有电器城的增值部分。
电商的兴起则进一步放大了这一困境。线上消费天然更依赖大型仓储中心和总部结算，导致更多的税收被集中到东部沿海和一二线城市，线下增值部分的税基也被转移走了，内陆和中小城市的消费都是“只出不进”——居民在本地花钱，但本地财政却没有相应的收入来源。
也正因为税收绑定在“生产”，地方政府的财政逻辑必然倾向于“保企业”。哪怕企业利润微薄甚至长期亏损，只要机器转着、产品卖出去，增值税就会落在本地财政账上。相比之下，如果企业彻底倒闭，税源立刻清零。在工业强省，由于规模优势的存在，补贴往往能加强其产业竞争力；但在产业弱区，大量资金被投入低效企业，反而挤压了教育、医疗、基建等真正关乎民生的投入。
由于欠发达地区税收不足，地方政府财政上不得不依赖上级的转移支付，而这又制造了新的错位：
- 发达地区的财政主要靠本地税收支撑，政府不得不对本地企业和居民负责。如果公共服务差，企业和人口就会“用脚投票”流向别处，税源随之流失。于是这些地区反而更愿意持续改善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形成正向循环。
- 欠发达地区则长期依赖转移支付。财政责任链条因此扭曲：钱来自上级，地方政府就更倾向于迎合上级的考核偏好，而不是回应本地百姓的实际需求。结果往往是政绩工程盛行，而公共服务质量长期偏弱。
税制本身像是一条无形的河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便有人心向故土，最终还是不得不随大势漂泊在外。哪怕我们个人多么渴望“在家乡安顿下来”，制度层面的洪流仍在推动我们向大城市汇聚。
发达地区的县城呢？
如果说从增值税的角度来看，发达地区的县城可能也是一个受益者。毕竟，全国绝大多数轻工业品、日用消费品，正是从这些县城的工业园里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的。县域经济的GDP数字也常常因此亮丽：动辄“百亿产值”，在县域排名里位居前列。
那么这里的年轻人是否就回得去家乡了呢？答案可能是，会好一些，但又有不同的问题。
笔者作为东部某县市人，上学期间我对家乡其实很自豪：百强榜单常年上榜，当地也有不少上市公司。但毕业后，我还是选择了离开，因为家乡几乎没有软件开发相关的岗位。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更让我对县城的发展有了新的感受。
首先讲讲第一件事，最近看到一个家乡的本地新闻：
毕业于复旦大学的李先生，已经从事咖啡行业近10年，目前在上海经营着7家精品咖啡连锁店，“最开始我们也是购买别人烘焙好的咖啡豆，时间长了就想做一杯真正属于自己的咖啡，于是开始学习烘焙知识，尝试自己烘焙咖啡豆。”…渐渐地，李阳的烘焙手艺在圈子里传开了，随着购买的人越来越多，他干脆来到妻子的家乡，开起了咖啡加工厂。
这种故事在本地新闻里其实不少见，北京的博导、上海的大集团，也都在这里投资建厂。作为本地人，我当然觉得自豪，毕竟这说明这里的营商环境不错，也能带来一定的就业机会。
不过我还想讲讲另一件事，大概四五天前，我们当地唯一一家优衣库发布了闭店通知，其将于 9 月 30 日闭店。当然这其实也不算意外，毕竟我记得去年或者前年，我们当地的唯一一家无印良品就已经先闭店了。很多人会因为说经济不好，你不能说没关系，但我其实不想用这种拍脑袋的原因来解释一切事情。
在我看来，这两件事情其实存在更深层次的某种意义上的相关性。这里其实揭示了工业发达县城的一个共同点：县城的“繁荣”更多是资本和产业的繁荣，而不是消费和就业的繁荣。
李先生能够在这里开厂，依赖的并不是县城本身提供的机会，而是他在大城市多年积累的人脉、资本与经验的溢出。相反，本地的零售消费市场却支撑不起像优衣库、无印良品这样的品牌店。外来投资带来了产值，却没有足够多的中产群体和稳定消费力去支撑品牌零售。这也说明县城的产业繁荣无法顺畅转化为本地消费繁荣，繁荣的果实依然在别处兑现。
很多人对这种资本密集型的繁荣没有直观的感受，也没有有切身实地的感受到过工业化的恐怖之处。我曾参观过一家年产值过亿的公司，四层楼高的厂房里，常年只有四十个左右的全职员工。自动化设备几乎替代了大部分工序，留下的岗位也多是流水线工人或基础管理，真正能给年轻人提供向上通道的中高端岗位非常稀缺。产业产值再大，也未必能转化为个人收入的改善。
另外我可以举一个更加极端的例子，笔者的太太来自某北方重工业城市。那里产业基础雄厚，化工、钢铁、电石等重工业非常发达。众所周知，重工业高度依赖大型机械设备，对人的需求量极低。所以问题就来了，这些企业虽然庞大、设备一流，即便机械轰鸣、厂房林立，很多工序都被大型设备和自动化流程替代。这导致了一个局面：年轻人即便念书、愿意技术型工作，也不一定能在本地找到足够多的岗位。于是开饭店成为了很多人的落脚点——所以，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大街上琳琅满目都是各式各样的餐饮店，几乎让人感觉这个城市只有饭店一样。
这让我意识到，所谓的“产业繁荣”与“就业繁荣”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自动化的趋势不可逆，每一笔新增投资带来的单位就业都会越来越少。
那些轰鸣的机械，在转动间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新产品，但同时也在悄然消灭着一个个工作机会。短期内，新增投资还能创造一些就业，但长期来看，自动化的趋势不可逆——每一笔资本投入带来的单位就业，都会越来越少。
最近疯狂鼓吹的 AI 替代，当你见过这些以后，其实你一点都不会感觉到意外，这些事情早就发生过一遍了。
当然，也要承认这种“资本繁荣”的另一面。正是因为工业规模和产值的支撑，发达地区的县城财政状况往往优于欠发达地区，可以提供相对稳定的公共服务和一定数量的基础就业。教育、医疗、交通等民生保障因此得以维系。但对风险偏好低、特别是希望依靠技术和工作稳步向上的年轻人来说，即使是发达地区的县城，岗位天花板依旧很低。流水线和基础管理岗位固然能提供一定的稳定性，却难以支撑长期的职业成长。突破天花板，往往意味着要承担创业风险，或者依赖外部资本和资源，而这类机会的门槛又往往掌握在大城市。相比之下，大城市内部行业和岗位的流动性更强，一个行业不行了还可以转向另一个行业；县城却往往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企业，一旦失去机会，就几乎没有退路。
大城市：最不差的选择
写到这里，其实已经能看出，我们的选择在逐渐收窄：真正能承载更多机会的，也就那几个一二线大都市。
大城市当然问题重重。高房价、交通拥堵、教育与医疗的紧张、无处不在的竞争焦虑，这些都是每天都能切身感受到的“大城市病”。可即便如此，绝大多数人仍然愿意涌向这些都市，因为现代社会的“机会密度”几乎与人口规模正相关。
三大都市圈虽然只占全国不到 20% 的人口，却集中了超过 40% 的现代服务业和高技术岗位；风险投资、专利申请、研发机构的分布，更是向北上广深杭等少数城市高度集中。
这种集中带来的不仅是岗位数量的优势，更是一整套自我强化的机会网络。一个行业衰落了，大城市里往往能立刻冒出新的赛道；一个创业失败了，还能迅速加入另一家公司或团队重新开始。相比之下，县城的经济结构高度单一，机会缺乏冗余与缓冲。龙头企业一旦衰落，整届年轻人就可能陷入困境。
李先生的故事就是个例子。他最初在上海经营咖啡连锁，依靠的是大城市里的庞大消费市场和多元客群。正是因为上海有足够多愿意尝试精品咖啡的消费者，才支撑了他在上海积累人脉、资本与经验。当这些条件成熟时，他才把加工环节放到妻子的家乡，在县城开厂。县城因此获得了就业和投资，但机会的起点并不在县城，而是在上海这个巨大的消费市场里。
换句话说，大城市的消费与创新能力，是县城工业化投资的前提。没有上海的七家咖啡店，就不会有县城的咖啡工厂。县城能生产，但大城市才是把产业链真正运转起来的市场。那些“荣归故里”的故事，起点并不在故里。所以，如果真想回去，必须先想清楚：在回去之前，你得待在哪。
当然，很多人害怕大城市，最直接的障碍就是户籍。陆铭老师在《大国大城》里提出过明确的政策建议：与其限制人口流入，不如放开户籍，让人口自由流动，用市场逻辑来疏解大城市病。只有这样，哪怕是租房者，也能享有不受歧视的公共服务，比如子女教育和医疗资源，从而降低在大城市扎根的成本。
这些年，各大城市的落户政策在逐步松动，但过程却是也较为缓慢。可即便它始终没有改善，现实也让我们明白：除了进入大城市，绝大多数人几乎别无选择。
不过，说到这里，总会有人提出一个看似合理的疑问：如果远程办公普及了，是不是就能绕开大城市？
远程办公能解决问题吗？
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曾经设想：如果远程办公普及了，那么人就不必再拥挤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完全可以回到家乡或者小城，享受更低的生活成本，同时依然获取一线的收入机会。
乍一看，这个设想很美好，但真正实践过的人会发现，远程办公解决的，只是“空间”问题，而不是“机会”问题。
- 岗位来源依然集中在大城市：即便远程，你的工作岗位、公司总部、客户和上下游关系仍然在一二线城市。你可能人在小城，但机会的发生地和分配逻辑，依旧和大城市紧密绑定。远程并没有改变“机会密度”的格局。
- 职业成长和社交网络缺失：在大城市，换一份工作、认识一个人，可能就能切入一个新的行业或方向；而远程办公在小城市，缺乏这种弱连接的网络。长期远程容易让人职业边际化，脱离核心圈层。
-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仍然不对等：就算你有远程工作，孩子的教育、父母的医疗、自己的社交与学习，依然依赖大城市才能提供的公共服务。远程办公缓解不了这些“硬需求”。
- 远程门槛本身很高：真正能远程的岗位，多集中在跨国公司、少数科技企业或顶尖自由职业者群体。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希望稳步发展的年轻人，未必能争取到这种机会。
远程办公像是一根橡皮筋，把你和大城市之间的物理距离拉长了，但并没有切断那根线。只要机会、资源和服务依旧集中在大城市，你就始终被那根橡皮筋牵着。
写在最后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曾怀揣过“回去”的愿望，回到熟悉的街巷、家人身边，重新扎下根。但制度的河流、产业的格局、机会的分布，早已决定了大多数人无法轻易回返。税收在流动中被锁定在生产地和总部，县城的繁荣往往只是资本和机器的繁荣，大城市的消费和创新才是产业真正的起点。即便远程办公延长了人与城市之间的物理距离，那根看不见的橡皮筋仍然把我们牵回机会密集的地方。
所以，“回不去的故土”，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想回去，而是因为那个“回去”的前提，本就不在故土。漂泊，或许才是这一代人的宿命。